廖康
“我不相信，”华莱士教授几乎是气急败坏地用英语对我说：“你们中国话会没有privacy这个字！我解释了半节课，学生们还是不懂。说字典上写的是安静、独自一人。他们用的是什么字典？我就不相信，字典里没有一个词，表示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事情！”
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我从英国拿了学位，回到北京一所高校的英语系里教书。华莱士是我们学校新请来的外教。他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解释。这不是语言问题，而是和文化差异有关。有本大词典倒是把privacy翻译成“隐私”了，可生活里没人用这个词。即使用，也不是英文那意思。社会主义大家庭里，有什么好隐瞒的？一切都是公开的。西方文化里的禁忌，什么年龄啊，收入啊，那是我们中国人初次见面的头几个必问的问题……我滔滔不绝地给华莱士解释起来。
“为什么一定要问岁数？我可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个老头子。我这样子不是年富力强吗？”他狡黠地挤了下眼睛，看来不那么着急了。
“不知道你多大岁数，我怎么称呼你呀？是兄还是弟？是伯伯还是叔叔？还有大姐小妹，嫂子弟妹不是？我们中国，那是礼仪之邦啊！辈分伦常可不能弄错了。不问年龄能行吗？”
“那问人家收入干什么？”
“要说收入啊，不就是那点死工资吗？谁还不知道谁呀？二级工四十块零一大毛，大学毕业五十六。到哪儿都差不离儿，比阴晴雨雪的变化还少。问你挣多少钱，就跟拿天气打哈哈一样。倒不是真在乎你的收入。哪象你们美国人，这工资就跟那话似的，总得遮盖着。收入少，羞愧得见不得人。收入多，也不好意思自大呀？别看你们美国人爱吹牛，轮到这事，都怕挨劁。”我跟华莱士已经很熟了，时不时就逗逗闷子。“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好，人人平等！没有隐私。什么叫隐私？那是偷了东西，偷了汉子，干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。社会主义社会，除了党的领导、国家机密、什么都是透明的。”
“什么都是透明的？那不可能吧！你们中国人从来不谈性。夫妻俩的事总该是悄悄的吧？”
“那也比你们公开。那天大伙儿笑话小王，你问我笑什么，我说一言难尽。今儿个，我就给你讲讲。你也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privacy这个词儿了。”
小王要结婚了。里里外外要张罗的事儿不少。光请客这一件，就把他忙晕了。整整十桌，除了本家，七十几位客人，他以为该请的都请到了。到了儿，还是少请了一位，工会的黄主任。这黄主任你可能没见过，她长得出奇的丑。还记得最近上演的香港电影《画皮》吧？那里边的女鬼，黄主任甭化妆，直接就能演。尤其是她那颗暴齿，龇出唇外，足有半公分，化妆都化不了那么象！她还特能说，嗓门又特大，特别喜欢跟大伙儿宣布文件，宣讲政策什么的。但说不了几句，那黄色的暴齿就把白生生的唾液导流出唇外。每当欲滴未滴，别人为她捏把汗时，黄主任就会自然而然地“呲溜”一声把那哈啦子吸回去，然后没事儿人一样接着宣讲。但小王还真不是因为人家丑就没请她，不知怎的，楞把人家给忘了。我用你给我们介绍的弗罗伊德给他分析了一下，认定是他的下意识在作怪。因为一星期前，黄主任在开证明信时，把他的性别给勾错了。
“你们开什么玩笑？俩女的结什么婚？”婚姻办事处的干事低头看着证明信，一本正经地问道。
“什么俩女的？”小王莫名其妙地反问：“我是男的，她是女的。怎么会有俩女的？”
“你是男的？”干事抬起头来看了看小王，满腹狐疑地诘问：“哪这证明信上怎么说你是女的？”
“啊？那不可能！”
“你自己看看吧！”
可不是吗？黄主任楞把他的性别勾成女的了！
“哎哟，大叔唉，”小王一急，给人家辈份升了一级：“您看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我是男的啊！我们工会那糊涂主任给勾错了。您瞧我这胡子，哎哟！我刚给它刮了。您瞧这寸劲儿，怎么都赶上了！您、您瞧我这喉结。”可他一扬脖儿，那喉结也摸不着了。小王一急，跟人家干事说：“要不这么着得了，咱们去厕所，我让您验验身。”
“你干什么你？”干事一抹脸，站起身来严厉地训斥道：“要是你们工会主任没勾错，那我不成耍流氓了？”
“哎哟，那我怎么办呀？”小王都快急哭了。
“有什么不好办的，回去找你们工会主任改正啊！”
没辙！小王和未婚妻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刚一出那婚姻办事处的门，就听屋里轰笑起来。为此，小王没少挨骂。新娘还没娶进门，就先矮了三分。
婚礼那天，小王并没有注意他忘记请黄主任了。直到一星期后，我送他的英国润滑套用完了，他才想起黄主任。中国的工会跟美国的不一样，和执政党没二心，就是帮助党搞好大伙的福利，什么发电影票呀，分瓜果梨桃啊，还管发放避孕套。计划生育，那可是国家的百年大计。我们党，多英明啊！你看这政策制定的，由单位免费发放避孕套。哪象你们美国，还得花钱买不说，那不是给偷情的和婚前性行为提供方便吗？还是社会主义好。政治局几位英明领导一商量，把什么都为咱们老百姓考虑周全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国内的产品都是干巴巴的。我是过来人，送小王的礼物可真帮他大忙了。用完了那一打，我也没有那高级货再给他了。和我们一样，他也得去工会要。那得跟黄主任打交道啊，小王问我怎么办，我说带包喜糖吧，选大虾酥，别让硬糖锛了她那大板牙。
小王恭恭敬敬地把一包大虾酥递给黄主任，客套两句后，小声说：“有件事儿，请您帮帮忙。”
“哟，敢情是有事啊！要不然你就想不起我了，是吧？”
“瞧您说的，您是工会啊！我们的福利都仗着您呢！”
“福利？还没到分福利的时候啊？逢年过节才分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 黄主任故意跟小王装傻，嗓门比往常还大些，引得屋里几个人注意了。
“哎哟，我的黄主任，您小点声。我是跟您要，要，要那个套儿啊。”小王尽量压低了声说。
“要什么套？” 黄主任的嗓门更大了。小王的脸顿时红了，他觉得屋里那几位好象都瞥了他一眼，耳朵似乎也支楞起来了。有一位本来都要走出门口了，又转了回来，好象忘了什么东西，四下找。而且每一位都小心翼翼的，连翻报纸都轻轻、慢慢的，尽量不弄出声音来。
小王鼓足了勇气才悄悄地说出来。
“嗨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！” 黄主任大笑着说道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们党鼓励晚婚晚育。可不能一结婚就想着生孩子啊！你还得等指标。这避孕套嘛，有大、中、小三个号，你是什么号啊？”
这时候的小王，用我们笑话不会喝酒的人的话说，是从脑瓜门红到肚脐眼了。反正大伙都听见了，他也豁出去了。可他还真不记得那英国货是不是标有尺码，就算有，也未必和国货对得上号啊。“那就给我中号吧！”
“嗨！这可不能就合。上次把性别给你勾错了，耽误你结婚, 耽误了半天，瞧把你急的！跟我这通嚷嚷！我最怕你们这号老蔫，瞅着挺老实，一急了比谁都凶。咱们共产党最讲认真，你还是到里屋试试。别回头小了进不去，大了突噜，又跟我急。” 说着，她“呲溜”一声，把那立马就要滴达下来的哈啦子吸了进去。
屋了那几位憋到这会儿，再也憋不住了，噗吃地乐出声来。小王就差叫她黄妈了。她把小王耍够了才问：“好吧，你要几个？”
“十个。” 小王鼓足了勇气说。
“十个！那够我们用一年的。你们年轻人哪，要节约，也要节欲呀……”小王不等她说完，抓过那些小包包就跑了。后面一阵哄堂大笑。
第二天，小王又来到工会。“对不起，黄主任，我得跟您换。”
“换什么？”
“换号。我得要大号的。”幸好屋里其他人不是昨天那拨，接不上碴，还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
“你看不是！我说让你试试，你不试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了吧！新娘子没怨你？”
屋里那几位扭过头来看他们了。小王迅速掏出那些小包包，塞给黄主任，低声说：“您就别寒碜我了，赶紧给换了吧。”
“好，好，给你换。换大号的。嗨！怎么就剩七个了？这不合适，不合适的，你一晚上还用了仨！”
这时，屋里几位都明白他们说什么了，吃吃地笑起来。
小王死活不肯再去工会了。他央求媳妇跟她们单位要，媳妇说：“你不好意思，我就好意思了？哪有女的要男人用的东西！”最后打熬不住，还是她去要了。小王觉得这下再不会受羞辱了，尽管在家他已经成了严重的“气管炎”病患者。
万万没想到，一个月后，黄主任居然找上门来了。当着一群同事的面，她笑呵呵地大声说：“小王啊！好久没见你了。怎么也不来领避孕套了？没有和新娘子闹别扭吧？没有生病吧？该不是打算要孩子了吧？你可还没有指标呢……”小王满脸通红，回头就跑，后面又传来一阵大笑。
华莱士教授也笑得前仰后合了。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，问了我一句：“那小王觉得怎么样？”(How did Little Wang feel about it?)
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我从英国拿了学位，回到北京一所高校的英语系里教书。华莱士是我们学校新请来的外教。他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解释。这不是语言问题，而是和文化差异有关。有本大词典倒是把privacy翻译成“隐私”了，可生活里没人用这个词。即使用，也不是英文那意思。社会主义大家庭里，有什么好隐瞒的？一切都是公开的。西方文化里的禁忌，什么年龄啊，收入啊，那是我们中国人初次见面的头几个必问的问题……我滔滔不绝地给华莱士解释起来。
“为什么一定要问岁数？我可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个老头子。我这样子不是年富力强吗？”他狡黠地挤了下眼睛，看来不那么着急了。
“不知道你多大岁数，我怎么称呼你呀？是兄还是弟？是伯伯还是叔叔？还有大姐小妹，嫂子弟妹不是？我们中国，那是礼仪之邦啊！辈分伦常可不能弄错了。不问年龄能行吗？”
“那问人家收入干什么？”
“要说收入啊，不就是那点死工资吗？谁还不知道谁呀？二级工四十块零一大毛，大学毕业五十六。到哪儿都差不离儿，比阴晴雨雪的变化还少。问你挣多少钱，就跟拿天气打哈哈一样。倒不是真在乎你的收入。哪象你们美国人，这工资就跟那话似的，总得遮盖着。收入少，羞愧得见不得人。收入多，也不好意思自大呀？别看你们美国人爱吹牛，轮到这事，都怕挨劁。”我跟华莱士已经很熟了，时不时就逗逗闷子。“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好，人人平等！没有隐私。什么叫隐私？那是偷了东西，偷了汉子，干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。社会主义社会，除了党的领导、国家机密、什么都是透明的。”
“什么都是透明的？那不可能吧！你们中国人从来不谈性。夫妻俩的事总该是悄悄的吧？”
“那也比你们公开。那天大伙儿笑话小王，你问我笑什么，我说一言难尽。今儿个，我就给你讲讲。你也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privacy这个词儿了。”
小王要结婚了。里里外外要张罗的事儿不少。光请客这一件，就把他忙晕了。整整十桌，除了本家，七十几位客人，他以为该请的都请到了。到了儿，还是少请了一位，工会的黄主任。这黄主任你可能没见过，她长得出奇的丑。还记得最近上演的香港电影《画皮》吧？那里边的女鬼，黄主任甭化妆，直接就能演。尤其是她那颗暴齿，龇出唇外，足有半公分，化妆都化不了那么象！她还特能说，嗓门又特大，特别喜欢跟大伙儿宣布文件，宣讲政策什么的。但说不了几句，那黄色的暴齿就把白生生的唾液导流出唇外。每当欲滴未滴，别人为她捏把汗时，黄主任就会自然而然地“呲溜”一声把那哈啦子吸回去，然后没事儿人一样接着宣讲。但小王还真不是因为人家丑就没请她，不知怎的，楞把人家给忘了。我用你给我们介绍的弗罗伊德给他分析了一下，认定是他的下意识在作怪。因为一星期前，黄主任在开证明信时，把他的性别给勾错了。
“你们开什么玩笑？俩女的结什么婚？”婚姻办事处的干事低头看着证明信，一本正经地问道。
“什么俩女的？”小王莫名其妙地反问：“我是男的，她是女的。怎么会有俩女的？”
“你是男的？”干事抬起头来看了看小王，满腹狐疑地诘问：“哪这证明信上怎么说你是女的？”
“啊？那不可能！”
“你自己看看吧！”
可不是吗？黄主任楞把他的性别勾成女的了！
“哎哟，大叔唉，”小王一急，给人家辈份升了一级：“您看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我是男的啊！我们工会那糊涂主任给勾错了。您瞧我这胡子，哎哟！我刚给它刮了。您瞧这寸劲儿，怎么都赶上了！您、您瞧我这喉结。”可他一扬脖儿，那喉结也摸不着了。小王一急，跟人家干事说：“要不这么着得了，咱们去厕所，我让您验验身。”
“你干什么你？”干事一抹脸，站起身来严厉地训斥道：“要是你们工会主任没勾错，那我不成耍流氓了？”
“哎哟，那我怎么办呀？”小王都快急哭了。
“有什么不好办的，回去找你们工会主任改正啊！”
没辙！小王和未婚妻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刚一出那婚姻办事处的门，就听屋里轰笑起来。为此，小王没少挨骂。新娘还没娶进门，就先矮了三分。
婚礼那天，小王并没有注意他忘记请黄主任了。直到一星期后，我送他的英国润滑套用完了，他才想起黄主任。中国的工会跟美国的不一样，和执政党没二心，就是帮助党搞好大伙的福利，什么发电影票呀，分瓜果梨桃啊，还管发放避孕套。计划生育，那可是国家的百年大计。我们党，多英明啊！你看这政策制定的，由单位免费发放避孕套。哪象你们美国，还得花钱买不说，那不是给偷情的和婚前性行为提供方便吗？还是社会主义好。政治局几位英明领导一商量，把什么都为咱们老百姓考虑周全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国内的产品都是干巴巴的。我是过来人，送小王的礼物可真帮他大忙了。用完了那一打，我也没有那高级货再给他了。和我们一样，他也得去工会要。那得跟黄主任打交道啊，小王问我怎么办，我说带包喜糖吧，选大虾酥，别让硬糖锛了她那大板牙。
小王恭恭敬敬地把一包大虾酥递给黄主任，客套两句后，小声说：“有件事儿，请您帮帮忙。”
“哟，敢情是有事啊！要不然你就想不起我了，是吧？”
“瞧您说的，您是工会啊！我们的福利都仗着您呢！”
“福利？还没到分福利的时候啊？逢年过节才分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 黄主任故意跟小王装傻，嗓门比往常还大些，引得屋里几个人注意了。
“哎哟，我的黄主任，您小点声。我是跟您要，要，要那个套儿啊。”小王尽量压低了声说。
“要什么套？” 黄主任的嗓门更大了。小王的脸顿时红了，他觉得屋里那几位好象都瞥了他一眼，耳朵似乎也支楞起来了。有一位本来都要走出门口了，又转了回来，好象忘了什么东西，四下找。而且每一位都小心翼翼的，连翻报纸都轻轻、慢慢的，尽量不弄出声音来。
小王鼓足了勇气才悄悄地说出来。
“嗨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！” 黄主任大笑着说道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们党鼓励晚婚晚育。可不能一结婚就想着生孩子啊！你还得等指标。这避孕套嘛，有大、中、小三个号，你是什么号啊？”
这时候的小王，用我们笑话不会喝酒的人的话说，是从脑瓜门红到肚脐眼了。反正大伙都听见了，他也豁出去了。可他还真不记得那英国货是不是标有尺码，就算有，也未必和国货对得上号啊。“那就给我中号吧！”
“嗨！这可不能就合。上次把性别给你勾错了，耽误你结婚, 耽误了半天，瞧把你急的！跟我这通嚷嚷！我最怕你们这号老蔫，瞅着挺老实，一急了比谁都凶。咱们共产党最讲认真，你还是到里屋试试。别回头小了进不去，大了突噜，又跟我急。” 说着，她“呲溜”一声，把那立马就要滴达下来的哈啦子吸了进去。
屋了那几位憋到这会儿，再也憋不住了，噗吃地乐出声来。小王就差叫她黄妈了。她把小王耍够了才问：“好吧，你要几个？”
“十个。” 小王鼓足了勇气说。
“十个！那够我们用一年的。你们年轻人哪，要节约，也要节欲呀……”小王不等她说完，抓过那些小包包就跑了。后面一阵哄堂大笑。
第二天，小王又来到工会。“对不起，黄主任，我得跟您换。”
“换什么？”
“换号。我得要大号的。”幸好屋里其他人不是昨天那拨，接不上碴，还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
“你看不是！我说让你试试，你不试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了吧！新娘子没怨你？”
屋里那几位扭过头来看他们了。小王迅速掏出那些小包包，塞给黄主任，低声说：“您就别寒碜我了，赶紧给换了吧。”
“好，好，给你换。换大号的。嗨！怎么就剩七个了？这不合适，不合适的，你一晚上还用了仨！”
这时，屋里几位都明白他们说什么了，吃吃地笑起来。
小王死活不肯再去工会了。他央求媳妇跟她们单位要，媳妇说：“你不好意思，我就好意思了？哪有女的要男人用的东西！”最后打熬不住，还是她去要了。小王觉得这下再不会受羞辱了，尽管在家他已经成了严重的“气管炎”病患者。
万万没想到，一个月后，黄主任居然找上门来了。当着一群同事的面，她笑呵呵地大声说：“小王啊！好久没见你了。怎么也不来领避孕套了？没有和新娘子闹别扭吧？没有生病吧？该不是打算要孩子了吧？你可还没有指标呢……”小王满脸通红，回头就跑，后面又传来一阵大笑。
华莱士教授也笑得前仰后合了。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，问了我一句：“那小王觉得怎么样？”(How did Little Wang feel about it?)
评论: 0wow gold